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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長期衰退的出現
我們必須要面對台灣正在形成中的危機：不論今天是哪一個黨執政，此刻正走向經濟長期的衰退。
影響經濟動能的四個因素，一如車之四輪，完全欲振乏力：民間消費不振、投資萎縮、政府支出疲弱、出口衰退，造成國家競爭力下降。
埋下這個種子的重要原因是：民主這個制度，就如在歐美國家一樣，已無法有效治理一個中產階級萎縮、貧富差距擴大、工作機會減少、意識型態分歧、利益團體偏執、民粹與網軍竄起的社會。不僅財政與貨幣政策處處受阻，政治考量更是凌駕一切，干預了經濟運作及理性決策。
此一現象也造成了行政院長的快速折損。在陳水扁與馬英九二位總統任內，各換了六位，前有唐飛、張俊雄、游錫、謝長廷、蘇貞昌、張俊雄（再任）；後有劉兆玄、吳敦義、陳、江宜樺、毛治國、張善政，就是一個證明。
「政府強烈干預」及「政治領袖頻頻更換」正是日本經濟衰退的主因。
台灣的民意，總寄望於政府來主導經濟。這種過度期望政府，以及政府缺少智慧與努力來處理，是日本人民所付出的昂貴學費。
（二）「二個」日本的解析
過去四年日本安倍首相推出的三支箭備受爭議：貨幣寬鬆政策（低利率與貶值）、財政激勵措施（刺激有效需要）、調整產業結構（增加生產力）。實施以來成效不彰。普遍的看法，一如《經濟學人》的總結：三支箭沒有顯著提升競爭力，只明顯提升了安倍個人的政治聲望。
我們這篇短文不在討論三支箭，而側重日本經濟停滯的20年（1991～2010）。大體來說，1981～1990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約為4.6％，1990年代的GDP成長率約為1.1％，2000年代的成長率也只有1.37％。這就是泛稱的「失落的二十年」。8月的《經濟學人》引證另一組數字，在1995～2015二十年間，日本的 GNP幾乎沒有什麼增加，但美國在同一時間增加134％。主要的原因是美國是高度開放社會（試看矽谷中各國人才的匯聚），日本則是相對封閉的社會。移民人數在日本占2％，在歐美各國大多都在12％及更高。
從1980年代初期登峰造極的「日本第一」，變成了21世紀初陷入谷底的「日本還能競爭嗎？」傅高義與波特二位同是受到士林推崇的哈佛教授，時隔20年，產生了這樣截然不同的結論。他們的二本書《日本第一》、《波特看日本競爭力》分別出版在1979年與2001年。
波特告訴讀者：日本有二個：一個是極具競爭力的輸出產業，另外一個是支離破碎、既少效率、又不合時宜的國內產業。它包括了零售、批發、倉管、金融服務、醫療保健、能源、貨運、電訊、建築、房市、農業。
西方人民所熟知的1980年代日本有無堅不摧、競爭力無往不利的輸出產業：如汽車、音響、錄影機、卡車、電動遊戲、照相機、樂器等。它們帶動了日本的出口，累積了巨額的外匯，贏得世人的讚美，這就是傅高義筆下的「日本第一」。但是，另外一個日本則是國內的那些沒有效率的企業，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以及社會的安定力量，可惜在繁瑣的行政措施下難以整合。二個日本同時並存的結果，就是價格昂貴，日本員工的「高薪」全被昂貴的生活費用抵銷。
二個日本的形成，自有它歷史與文化的因素，但是日本政府是製造這「二個日本」的推手。
近20年的日本經濟是「衰」，但沒有「垮」，它當然有能力東山再起。關鍵在於它是否會選擇變革或參與競爭。
「日本絕非沒有意志力，只是缺乏遠見和找不到方向。」目前日本人想把一切罪狀推給泡沫經濟與金融體系，顯然是以偏概全。
波特認為：日本經濟衰退的三個主因是：（1）泡沫經濟毀滅，造成資產急遽貶值，消費者與投資隨之大減；（2）無所不管的政府部會，扭曲了企業的自主性及投資意向，造成生產成本增加、彈性減少、競爭力受損；（3）未能有效刺激國內需求，重振消費者與投資者的信心。
探討「日本經濟還能競爭嗎？」，波特的答覆：「能」，但是立刻附上了二個條件：（1）政府必須容許公司企業參與競爭；（2）政府扮演角色的本質必須根本改變。
（三）當前台灣的問題
自2000年以來，台灣經濟成長的力道快速萎縮，經濟成長率從原先每年8％掉到陳總統時代的4％左右，再掉到馬總統時代的3％左右，近兩年又再跌到1％的水準。在此同時，台灣的薪資呈現長期停滯，陪伴而來的是穩定的物價，但經濟活動也呈現停滯，包括企業投資減緩，外資流入有限，民間消費也同樣減弱。
儘管台灣現在的經濟衰退原因有些與當年日本很像（參閱附表），但是有一些地方不盡相同。與日本相似的包括：第一，台灣也面臨房價高漲的問題，導致企業不容易找到廉價的土地，減低了投資意願。同樣的，民眾和年輕人因房價太貴，被迫增加儲蓄，準備頭期款來購房，造成消費不足。第二，台灣同樣有的貧國心態與外匯情結，政府長期壓低新台幣匯率，強調出口，減少進口。另一方面，民眾對於物價又非常在意，在物價長期停滯下，企業獲利不易，進而導致企業投資意願降低。
第三，台灣同樣對於國外市場的開放有很大的疑慮，包括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議（FTAs），對於開放國外的技術人員來台工作政策更是不可行。由於台灣本身研發能力並沒有像日本那麼強，因此我們需要大量的引進外資和技術，但是如果能同時開放國外技術人員來台工作，相信對於引進國外技術會容易很多。第四，台灣現在同樣面臨少子化及人口老化的問題，而且老化的速度很快。人口不足早就成為國安的問題，即使如此，對於開放外國技術人員仍然有疑慮。
上述這些台灣所面臨的問題與日本所遇到的問題可以說是非常相似，但是不幸的是，台灣還遇到另外一些問題，使得台灣現在面臨經濟長期停滯的問題可能會比當年日本所遇到的困難還要嚴重。第一，國際經濟不景氣，尤其是國際貿易長期衰退的問題。1980～2000之間，全球平均每年GDP成長3.3％，國際貿易量的平均年成長率為5.5％；2000～2015之間，全球平均GDP成長率增加到3.8％，但是國際貿易量的平均成長率卻減少為3.9％。在國際貿易大量萎縮的情況下，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國家就受到嚴重的影響，而台灣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是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因此我們受到的衝擊也是最大的。第二，全球及東亞在快速的洽簽雙邊及多邊的FTAs，但是因為兩岸問題，使得服貿與貨貿無法完成簽署，造成我們與其他國家也很難洽簽FTAs。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當其他國家都在享受FTAs的減稅效應時，台灣企業卻因為要支付較多關稅，而面臨更大的挑戰。
第三，中國大陸近年來快速崛起，尤其是紅色供應鏈與進口替代的強勢發展，導致周邊原先對大陸出口零組件和半成品的國家與地區首當其衝，而台灣對大陸出口中高達七成以上是半成品和零組件，台灣因此受到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第四，台灣在民主化之後，政黨已經有三次輪替的經驗，但是我們政黨之間的鬥爭情況，似乎與日本也十分相似，尤其是台灣還面臨一個嚴重的兩岸問題，許多前任政府的政策在新任政府中被完全推翻，造成許多長期政策無法延續，從而企業也無所適從，最終導致企業在國內的投資也會因此而被延緩，更不必提要去吸引外人來台投資了。
（四）日本之痛對台灣成長的啟示
與美國政府做過盟友的國家，都有「做敵人容易，做朋友難」的親身經驗。
與日本政府及企業有交往的人，則有「做敵人難，做朋友也難」的深刻體認。
日本在高橋敷的筆下，是個「醜陋的日本人」：在美國學者傅高義的心目中，曾是「日本第一」。在另一位日本評論家大前研一的《超越國界——對日本及世界的深思》著作中，認為日本人有根深蒂固的貧國心態。大前研一痛責：日本的問題在日本人，日本人的問題在日本人的心病，日本人的心病在於無法解開貧國心結。
從波特教授對日本的分析及台灣與日本的相同與不同的經驗來看，我們可以做成幾個簡單的結論來看，供各界人士參考：第一，開放與競爭才是形成國家長期競爭力的主要來源，其中包括開放國外投資、國外技術與國外人才等。以日本這個曾經有一些技術領先全球的國家來說，都會因為不願意開放而導致最終國際競爭力的喪失，更何況台灣的技術遠不及日本，我們當然應更要依賴國際市場與技術，因此開放與競爭必然是更需要的。也就是說，從政策面來看，台灣應該更積極的吸引外資、開放技術外勞，並與其他國家洽簽FTA，包括與大陸的服貿、貨貿及加入TPP和RCEP等。
第二，不能有貧國心態與外匯情結，其實台灣在這一點上面與日本很相似，長久以來我們的毛儲蓄率一直維持在GDP的35％左右，而近年的投資率卻只有GDP的20％，超額的蓄儲率正表示消費不足與投資不足，這其實與日本的貧國心態是非常相似的。在政策方面的建議是，政府應該更積極的鼓勵民間消費，增加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也應改善投資環境，讓企業有更高的意願進行投資。
第三，企業在面對競爭時，應該是設法有新的策略，有新的創意（包括新產品和新技術等），而不能一直採用降低成本的方式來因應。同時，民眾和企業如果一直只重視價格，而不重視品質，長期下的競爭力一定會逐漸喪失。因此，政府應該設定一個通膨目標（如同日本安倍政府設定每年2％），並應多與民眾溝通，讓民眾瞭解有時漲價並不一定是不好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面對未來政黨輪替的常態，不論那一個黨執政，對於長期的經濟目標與政策都應該要能持續的執行。尤其是一些重大的經濟政策，一定要有透明性、一致性與可預測性，因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去長期的吸引本國與外國的投資，來達到刺激經濟與提升競爭力的目的。
【日本與台灣經濟衰退的原因】
一、台灣當前情勢
1.地價與房價過高，影響投資
2.創新不足，包括新產品與新市場的創新
3.物價長期穩定，經濟動力不足，企業獲利低迷
4.不願意開放外國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
5.大量資本外移
6.外資流入不足
7.政黨惡鬥，政策方案難以通過，也難以推動
8.國際經濟快速整合，台灣無法參與
9. 2000年之後，國際貿易萎縮，台灣出口受阻
10.大陸紅色供應鏈與進口替代，對台灣原物料與半成品需求減少
11.大陸由投資帶動轉成消費帶動，增加對於最終產品的需求，對於台灣不利
12.人口老化
二、日本（1990～2010）
1.地價高漲，阻礙投資
2.拒絕進口品
3.物價長期穩定，經濟動力不足，企業獲利低迷
4.不願意開放外國技術與非技術工人
5.人口老化，包括新產品與新市場創新不足
6.大量資本外移
7.外資流入不足
8.政黨輪替快速，長期政策不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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